思想和方法也是在不断完善，与时俱进。 但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最强调的无疑是“狼性”。由于他的强调，这种狼性被深深地印在华为所有员工的心里，并成为华为的标志文化；而由于“狼华为”的成功，“狼性”迅速成为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社会热捧和仿效的文化和观念。尽管从2000年以后，任正非已很少再提狼性，华为也经历着狼性文化后遗症的痛苦折磨，但狼性文化的影响之大之深已非一般文化现象可比。
狼行天下，自任正非始，自华为始。
“狼性”后遗症
任正非曾对员工说：“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
2005年底，也是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冬天，我来到了深圳。不过深圳这个南方海滨城市是没有冬天的。穿着单衣，和朋友走在深南大道上，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华为，谈到了任正非，谈到了《华为的冬天》。我们试图伸出手，抓住华为的点点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关于任正非的。即使是千百年后，无论华为已经消失还是更加强大，人们都不会不承认，军人出身的任正非用2万元起家创造了后来名震中外的华为，从行为上为他提出的“中华有为”作了很好的注脚。
第二个印象还是关于任正非的。企业创始人的主张和行为是企业文化的初始，这些行为和主张一旦被企业员工普遍认同并效仿和执行，企业文化就初具雏形了。而狼性也就这样升华为狼性文化，成为华为文化的核心，也是华为成功的根本原因。最初，任正非说，所谓“狼性”，就是“哪儿有肉，隔老远就能嗅到，一旦嗅到肉味就奋不顾身”。后来任正非把狼的优点总结为三条：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但我一直觉得，“嗅到肉味就奋不顾身”才是狼的本性，也是初创期乃至很长时期华为文化的真正含义。任正非曾对员工说：“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
和狼一样，任正非的奋不顾身是有方法的。《华为真相》一书曾较详细地记述了华为最初利用利益均沾原则抢夺市场的过程和一些经典事例。利益均沾成为华为笼络客户、攻城略地的利器。正是通过利益均沾，华为拿下了本被国外同行完全占领的国内一个又一个电信市场，被有些媒体称为用三流的产品卖出了一流的市场。我不认同华为的产品是三流这一说，毕竟电信产品不同于一般产品，质量太差是会导致系统瘫痪的，中国各地的电信部门主管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和狼一样，能够让众狼奋不顾身也是有方法的，这种方法同样是利益均沾，不过是狼群内部的利益均沾。“头狼”任正非是个大气舍得的人，在华为工作的“狼”们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业内水平，高得连这些“狼”自己都吃惊：一名在华为工作过两年的员工离开华为后，华为分给他十多万的股金，他在吃惊的同时开始后悔离职的轻率。正是为了狼群的利益和狼自已的利益，华为的“狼们”甘心做一头狼，真正做一头狼，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在那样一个温暖的冬日里，我们更愿意相信，利益至上一定不是人性十足的任正非的本意，提倡狼性也没有改掉任正非自己的人性。但是，利益至上的实际被执行却改变了华为众多“狼”的本性。于是，就有了我们的第三个印象：任正非和华为提倡的狼性一定会让华为自食其果，因为人如果成为了狼，一定是得了病。
狼群反噬
爱反思的任正非在2000年不再在企业里提狼性，跟李一男的出走不无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李一男的出走让他看到了狼性文化带给企业的后遗症。
华为“狼性文化”的后遗症最早是从企业内部爆发的。在这里，“返狼病”已经发作，不过发作主体不是华为，而是人称“小华为”的港湾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港湾”）。而让港湾发生病变直至死亡的推动器正是港湾的“父亲”——华为。
称华为为港湾的“父亲”不是信口开河。港湾的创始人李一男曾是华为的“二把手”，被认为是任正非的接班人，华为人称任正非待李一男像父亲对待儿子。当年李一男按华为的规矩带着一批重要员工提出内部创业（内部创业本是华为安置老员工的一种手段），并用结算股权换来的一千多万元设备在北京创办了港湾。最初销售华为的产品，后来开始与华为展开了同业竞争。深谙狼道的李一男同样利用狼性迅速立足，在某些设备上的市场份额已逼近华为，业内外人士普遍看好港湾的未来，称之为中国下一个华为，受到了众多风险投资的青睐。
李一男的离开让任正非痛心疾首，李一男以暗渡陈仓的方式带走核心员工的行为更是让任正非愤怒。据报道，李一男走得却是异常的坚决和无情。我一直觉得爱反思的任正非在2000年不再在企业里提狼性，跟李一男的出走不无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李一男的出走让他看到了狼性文化带给企业的后遗症。
李一男离开最初几年，尽管毫不掩饰地扩张和与华为抢食，任正非似乎并不在意，这也正是任正非人性和父性的体现。但随着港湾的渐成气候，吸引了大量资金并开始与西门子等国外厂商合作，直接威胁到华为的时候，任正非的狼性也再一次爆发。华为成立专门的“打港办”，只要港湾的单，华为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抢到手。同时，华为通过系列手段破坏港湾与其他国外厂商的合作，在港湾走投无路要卖给西门子等公司时，华为同样让已经板上钉钉的交易泡汤。
2006年，春暖花开的时节里传出了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惊人消息：华为收购了港湾全部资产。港湾与华为的争斗以华为的全胜而告终。在传说港湾员工被华为就地解聘的时候，很多人更热衷猜测李一男是否会重新回到华为，甚至是否有接任正非的班的可能。有朋友跟我说，这种收购更像是胜利者的故作姿态，因为此时的港湾已被华为打压得没有什么真正的值得收购的价值了。不过，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华为人性艰难复苏的行为表现。
港湾的失败在我看来简单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狼群在扩张中，新的头狼带领着自己的队伍义无反顾地另建狼群，与老狼群争夺地盘和食物，被老狼群毫不留情地消灭。这实际上是狼性文化导致失败的典型案例，可惜的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
狼式扩张受阻
为什么在华为的扩张过程中，华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同行和对手们刺痛，不仅痛，还让人屈辱和难受，华为的强势让海外很多国家和企业敬而远之。
事实上，在很长的时间，低调的华为被人和媒体提起不是它的企业管理或企业扩张，而是与它有关的官司，如果从战争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官司就是一个个的战斗。“由于战争式的市场手段屡试不爽，战争意识渗入人心，沉淀下来，就成了华为企业文化的基因之一。”（《华为真相》）文化的表现形式是行为，这种行为一方面表现为华为培养出的强壮有力的雄狼已不安于在老狼群里安心地留守，选择出走并在必要时与老东家大打出手，甚至对簿公堂。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华为诉员工、原员工诉华为的事件接二连三，每一件都透露着狼群相斗的血腥。另一方面，华为对外不择手段的扩大方式和咄咄逼人的进攻气势让业内同行不可忍受，并发起强有力的反击。
这其中震惊业界的是2003年1月24日思科对华为科技提出的起诉。思科指控华为非法复制其操作软件。更让华为想不到的是不到2个月后，华为一名前雇员声称华为所生产的软件和思科的产品甚至连瑕疵处都一样。
起诉正是源于华为在美国的狼式扩张。2002年，华为在美国的一些主流和专业媒体上刊登了极具攻击性的广告——“他们唯一的不同是价格”，图案背景是旧金山金门大桥。众所周知，思科公司的标志就是金门大桥。华为的产品直接与思科竞争，而且价格占据绝对优势。恼怒的思科制定了“打击华为”的计划，但收效甚微。华为不仅仅用非常手段在思科的眼皮底下抢夺客户，还与思科的合作伙伴如EDS等公司谈合作，并且与思科的第一代竞争对手3Com公司就成立合资公司紧密接触。
最终，这场诉讼以双方和解且和解协议保密的结果结束。这个结果被外界看作是华为的胜利。但也有分析家指出，正是华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才导致了这场国际诉讼。
我一直不明白，任正非曾清楚明白地说过，“我认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但为什么在华为的扩张事实中，华为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同行和对手们刺痛，不仅痛，还让人屈辱和难受。
华为的强势让海外很多国家和企业敬而远之。2005年，华为欲以优越的条件收购英国电信巨头马可尼，但在英国政府干预下，以失败告终，同样，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也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批准华为在印度投资建厂的要求。一系列的正常商业活动都因遭遇不公平贸易待遇而夭折。 狼群并不总是胜利者。
狼性文化VS牛文化
翻阅华为、中兴的斗争资料时，觉得两者之间并不是真的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是你死我活的对手。
在国内，华为同样与众多的同行因针锋相对而产生磨擦。这其中最激烈、最持久的是华为的同城兄弟，中国电信行业的另一巨头中兴。
在中国众多的企业中，中兴的文化一度是我最为推崇的。技术出身的侯为贵强调中庸、和谐、自然、宽容，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成者和实践者。而中兴的文化也与侯为贵一脉相承。2002年初，去中兴采访时，对中兴的文化有一个中兴人可能不认同的评价：平淡是真。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个时候，中兴是我在深圳采访过的企业中唯一两个给人有家的感觉的公司。他们称自己的文化为“温情文化”。
侯为贵曾自豪地说，如果说中兴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的话，可能就是文化了。
而在中兴发展起来后，他们也给自己的文化找到了动物图腾——牛。
我对企业提倡的所谓“生物文化”很不以为然。人类应该学习生物身上体现出的优秀品质，但不应该建立各种各样的“动物文化”、“生物文化”。人和兽最大的不同是人应该具备基本的道德和社会良知，而动物是靠本能活着。
尽管一个是牛，一个是狼，但二者都是动物，所以也就自然做了兄弟。人们说华为离不开中兴，说中兴离不开华为。2005年的冬天，我和朋友在深圳时也曾试图梳理对中兴的印象，但能说得出的事件却寥寥无几，远没有华为那么热闹。唯一能想起的也就是中兴与华为的斗争。
社会和媒体对中兴的关注度其实远比华为低得多。同为低调的企业，为什么华为始终新闻不断，而中兴能收发自如？
华为的任正非、中兴的侯为贵都是极少露面的人。2005年中央电视台评选十大经济年度人物，两个都进入候选名单，最后侯入选。于是有幸见到了一个消瘦、沉稳的老头。还是如传说的那样平静和随和。联想到在网上见到的任正非的不加修饰的照片，觉得二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侯为贵的照片经常是带有开心的笑容的，而任正非则时时把忧虑和思考写在脸上。
中兴、华为都低调，但狼的低调刻意，牛的低调自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任正非对待媒体采用的也是狼的风格：抵制媒体，也严禁企业里的任何人接受媒体采访，哪怕媒体诋毁华为，也不做辩解。而中兴则真正做默默奋斗的老黄牛，不大肆宣扬自己，不制造新闻，但也不与媒体对抗。
中兴名字的由来与华为的来历是一致的，取中国兴旺之意。一个为了中国兴旺，一个为了中华有为，但二者现在却都为了自己而大打出手。让人想不到但又符合逻辑的是，这种打斗让中兴在逐步实现从牛到狼的转变。
1998年，为了争夺市场，华为搞了一纸“有利于华为”却“有损中兴”的交换机产品比较书，并大量送给目标客户。
随后，中兴以牙还牙，搞了一纸电源产品比较书，把中兴比成了一朵花，四处发送。
华为的行为很符合狼道，中兴的行为同样非牛所能为。
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华为在河南把中兴告上法庭；中兴在河南反诉华为，并在长沙对华为提起诉讼。有意思的是几场官司竟然是互有胜负。
华为进军海外，中兴紧随其后。印度、中东、非洲……二者行影不离，市场严重重叠。经常是相互拆台，以价格战定胜负。
更为让我这样的人瞠目结舌的是，有在非洲工作的朋友陪着电信客户来深圳华为，但他们一下飞机就被中兴的人接走。朋友说，这样的事多了。不过以前倒是华为强接中兴的客户多些，现在看来中兴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
牛的野性被激发了。如果说，在开始，老黄牛是被狼拖着、逼着向狼转型，那么到现在，狼性已植入中兴、融入中兴了。
有人这样评价华为和中兴的官司：“侯为贵以和为贵，任正非是非不分。”我总觉得，这种评价有些牵强，更像是中兴的拥虿的编造。准确地说，1998年双方打官司之前，华为并没把中兴放在眼里，二者也不在同一个层级上。而是在官司之后，“中”、“华”才真正被放在了一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用狼的行为方式打击中兴是任正非的本意的话，那么任正非在为李一男离去而后悔之后，这应该是他第二个要后悔和反思的。
但是，在翻阅华为、中兴的斗争资料时，我有时会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觉得两者之间并不是真的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是你死我活的对手：正是有了二者在海外的共同发力，才有人把他们称为“中华力量”。
那么，任正非是有意识地培养中兴的狼性吗？
中兴，你甘心就这样沉沦吗？
狼性文化的社会基因
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漠，人性的残忍……把这些都归罪于狼性文化是不客观的，但狼性文化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狼性文化同样是社会文化的孩子。
任正非在提到企业实行狼性文化的原因时，强调的就是社会竞争的残酷现状。不过我觉得良性的社会竞争是不会引发在自然界濒临灭绝的狼的贪婪和凶残在人群中异样复苏的。社会和政府片面地强调经济至上，企业和个人一味地追求金钱至上的社会文化才是狼性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
几年前，我曾对着两个排行榜大发感叹，一个是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一个是国内一个媒体的社会责任企业家榜。让我感叹的是富豪榜前20位很少在社会责任企业家榜也同样有名。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纳税前几位的企业家里没有排名靠前的富豪，而这些富豪的企业也同样不在纳税最多的企业行列。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真正被社会热炒、被人狂追的是各种排名里的富豪，尽管排名榜在一段时间里因上榜富豪违法被逮捕的案件大量发生被称为“落马榜”，尽管很多富豪都指统计和排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胡乱计算。这种对富豪榜的追捧反映的正是社会的心态。
平心而论，崇富并没有错。不过如果只崇拜富的结果，不管富的过程，社会和个人的心态就会被扭曲。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富人兴起时，“原罪”这个概念就被提出。原罪最早是指企业或个人利用不正当的、违法违规的手段取得发迹的行为。但随着社会和政府的规范，这种原罪逐渐被一种新原罪替代，那就是“道德原罪”：化工企业靠毁坏一地的环境聚敛钱财，游戏和网络商以误导青少年发家致富，聊天软件商以传播色情聚集人气，而像华为一样的企业以利益均沾和打压同行而崛起……
狼性文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样一种道德原罪文化。
但是，当一位位企业家变成一只只头狼，一个个企业变成一个个狼群时，我们的社会开始处处充满危险。
为了眼前的利益践踏社会规则，我们很多企业的良心变成被利益熏黑的狼心。我们的商业社会因为对狼性文化的崇拜而出现了空前的信用危机。
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整个社会狼性横行，利益至上时，华为的狼性文化后遗症就变成了社会的综合症。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漠，人性的残忍……把这些都归罪于狼性文化是不客观的，但狼性文化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一如华为总部是一个美丽的公司，深圳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现代化是它们美丽的基调，绿色环绕是它们共同的动人之处。
华为诞生在深圳、狼性文化从深圳产生，这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深圳是靠一个老人划的一个圈兴建和成长起来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又一批人怀揣着淘金的梦想来到了深圳。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深圳一直是中国年轻人最向往的城市。那里有太多白手起家的奇迹，有太多迅速致富的神话。四面八方的人聚集在一起，操着方言味十足的普通话，奔波在已建或在建的高楼大厦之间，为的只是一个梦想：挣钱。
当初，乔贵发等山西商人走西口走出了一个影响全国的晋商，如今的年轻人闯深圳，不仅仅闯出了王石、任正非、侯为贵……等一大批中国商界的领袖，也创造了TCL、华为、中兴、万科……等名噪一时的知名企业，同时把深圳从一个广东沿海的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没有广东气息的现代化城市。
当一亩亩良田、一个个渔村被迅速地变为高楼大厦，当一群群外来人在这些高楼大厦间穿梭，当城市的生产总值以几何速度增长，人们称这种速度为“深圳速度”。这种速度日后作为深圳唯一的文化特征体现在所有的深圳人和深圳企业身上。
有人把深圳特区的成功称为中国企业史上的意外事件。袁庚等人凭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靠土地出让和优惠的政策，迅速形成资本“凹地效应”。深圳自此开始了腾飞。
如果作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与华为的“嗅到肉味就奋不顾身”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土地出让和优惠的政策更类似华为的利益均沾。
可以认为，华为的崛起正是深圳崛起的一个缩影。除了国家的扶持外，正是狼一样的奋不顾身和利益均沾造就了深圳的迅速发展和繁荣。深圳人凭着自己的拼搏，为自己也为城市创造了财富。
当每一个人在公司都象华为员工那样感觉到身边有一只狼在随时准备夺走他的位置时，当每一个人出外都奋不顾身与对手争抢食物时，当每一个人找别的人都是为了谈生意谈利益时，人和人之间只有防备，是不可能有感情的。而一旦当这种生活长期地进行，习惯成自然后，人的激动自然也就没了，感动自然也就少了，眼泪自然也就干了。
一次与一个深圳的媒体朋友讨论这个问题时，朋友很无奈地给出一个很普遍的解释：为了生存。这有点类似任正非解释为什么要在企业提倡狼性文化：企业初创，为了生存，必然培养一批狼。
可是，为了生存，就可以无所不为吗？为了生存，就可以抛弃人类最宝贵的情感吗？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狼性文化转型
种种迹象表明，华为正在为狼性文化向人性文化的转型做着艰难的努力。任正非说过：任何资源都可能枯竭消亡，唯有文化生生不息。
2006年的5月31日，中国传统的端午节，距离德国世界杯开幕只有不到十天的时间。这天，一个有关华为的消息在网络传开：几天前的2006年5月28日晚，华为年仅25岁的员工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而早在2001年准备研究生考试的时候，“喜欢踢球，球技很好，身体也很好”的他就和同学约定2006年一起看世界杯。一个年轻的充满才华的生命的逝去本来就令人惋惜，何况他还是中国著名的企业华为的员工，更何况很多知情人士把他的死亡原因指向华为的文化：很多人表示，正是长期超过身体负荷的工作导致了胡的死亡。
如果说港湾被华为收购是一个新生狼群的死亡的话，那么胡新宇的死亡可以说是一只小狼的离世。
胡新宇的死亡，犹如一块石头在华为员工中间激发了千层浪。一位华为员工更是仿照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写了悼念文章，把胡的死直接归因于华为公司，对华为的文化和制度进行指控。在众多的评论中，一直被作为正面宣传的“床垫文化”、“加班文化”成为媒体指责的对象，而床垫文化、加班文化都是狼性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华为对这些指责没有逃避。公司公开对媒体表达自己的反省之意。
事实上，华为的文化转型早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一个重要的证据是作为华为的立厂之本的华为基本法，这几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开始在作一些调整，甚至有人说任正非要抛弃“华为基本法”。连自己最重视也是最得意的基本法都要抛弃，可见任正非的雄才大略是不会拘泥于以前的成功模式的。种种迹象表明，华为正在为狼性文化向人性文化的转型做着艰难的努力。但我希望任正非不要把这种转型继续低调地进行。一个强调责任的企业家不应该仅仅把责任理解为对国家的利润和实体贡献。把正确的文化传递给社会，把曾经的文化之痛撕开了，血淋淋地展示给大众，对人们的警示作用、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贡献、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可能更有用。
华为、港湾恩怨
2000年之前，李一男深得任正非赏识，是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2000年底，李创办港湾网络有限公司，成为华为的分销商。据说李一男先坏了规矩，要发展自己的品牌。2002年因争夺客户，华为、港湾交恶，明争暗斗由此开始。
2005年5月，在港湾酝酿上市前夕，李给任写了一封信，意欲高挂免战牌。可是，最终华为的一封信断送了港湾的上市之路。随后，又传出华为“搅黄”西门子收购港湾。
2006年6月6日，华为收购港湾核心资产终于尘埃落定。华为总裁任正非笑了，李一男曾经的“背叛”和“威胁”都已经化为收购过程中的阵阵快意，任、李之间的渊源可写成一部恩仇录。
华为、思科官司
在这场官司里，华为和思科的较量绝不单单是法律层面的事实上，华为在海外扩张的野心和快跑明显让跨国大佬们感到了恐惧：华为提供了低于思科产品50%的价格。而在不断遭遇麻烦的华为看来，在成为“跨国公司”的艰苦的国际化进程中，除了耐心之外，真正的“防身术”是技术实力。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对于华为和其他大陆企业，思科对华为的诉讼只是一个漫长的专利纠纷时代的开始。
2002年6月，华为美国公司FutureWei成立，正式进军美国市场。
思科成立“打击华为”小组，酝酿如何“打击华为”。
12月中旬，思科副总裁来到华为提出侵权问题，双方开始协商。
2003年
1月初，华为将已卖出的涉嫌侵权的路由器产品从美国市场撤回。
1月24日，思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法院对华为正式提出侵权诉讼。
2月7日，华为公司宣布停止部分被指侵权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
华为计划开辟第二战场，准备在中国及美国反诉思科不正当竞争。
3月17日，法庭第一次开庭，华为指出思科利用私有协议垄断市场，其对华为起诉的目的是畏惧竞争。
3月20日，华为与3COM宣布成立华为-3COM合资公司。
3月24日，华为第一次全面答辩，称其已经在新版软件中删除了与思科相似的代码。
3月25日，3COM公司CEO为华为作证，称华为没有侵权行为。
3月26日，思科要求法庭判决下令禁售华为产品。
6月7日，法庭驳回了思科申请下令禁售华为产品等请求，同时判华为停止使用有争议的路由器软件源代码、操作界面及在线帮助文件等。
6月11日，3COM要求法官裁决与华为合资公司生产产品没有侵权。
10月1日，双方律师结束对源代码的比对，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等待独立第三方专家对源代码的比对结果。
2004年
7月28日，法庭中止思科对华为诉讼，双方达成最终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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