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眼下这个“年均递增12%”的数据是真实和审慎的，但不能规避这样几个事实语境：一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全面工资改革后，大部分职工的工资有所增加，但仍然有“一部分职工”的工资增长缓慢，或者相对停留在当时的水平。二是中国社科院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顾严指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形势严峻。三是仅今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3.4%，CPI增幅由此连续3个月触及或突破3%的加息“警戒线”。四是在2006年，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王小广给出了这样的判断：房价涨幅被严重低估了一到两倍。由此可以判断，工资的上涨，并不完全代表生活水平的提升。

 

　　社会财富如同一个面包，如果一个人吃了大半个、一群人分得小半个，然后来谈“人均”，就没多大意义了。北京市统计局在解读2006年全市人均工资的时候，便佐证了这一点：证券业、银行业、法律服务、水上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职工年平均工资超过10万元。

 

　　除了一些行业的平均工资远高于其他行业之外，同一行业内的工资差异也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同是银行业，行长和高管的工资，高过普通职工数十倍。行长的百万年薪与基层支行员工的几万年薪，如何比？再比如，国企老总的薪金，要远远高于普通员工，“平均工资”却将两者的差距大大缩小。

 

　　要让“平均工资涨幅”真正兑现为落地的民生福祉，起码需要加上这样几个前提：根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中、提低、限高”的要求，大力提高低收入职工的工资水平、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加大劳动执法力度，落实《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普通职工在工资博弈上的相关权益；对敏感高薪要“祛魅祛黑”，加大对垄断工资的规范力度，清理基于机会不均等下的潜规则收入；有效控制物价涨幅，对严重影响工资涨幅利好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做好基础的保障工作。

 

　　前世界银行行长刘易斯.普雷斯顿认为：“单就发展理论本身而言，其实并无多大价值，除非将它们应用于实际，除非它收到了成果，除非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有人说，很多事情，在中国就怕“平均”二字，一平均，有问题和没问题瞬间就可能华丽转身了。这话固然未必可信，但我们在欣慰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时，也该对所有民生数据保持一种善意的、建设性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