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创造性破坏

《创造性破坏》一书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化和跨地区贸易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供求关系这一经济力量究竟对创造性的追求是利是弊？

在许多左翼理论家看来，今天的全球化归根结底就是美国化。这种国际间文化生产和交流的不平等关系，不仅打破了其他地区传统的文化体系，而且形成、扩大和加强了一种新形态的帝国支配。换言之，全球化是带来“消费主义”、“文化同质化”的罪魁祸首，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

考恩并不讳言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但他同时指出，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也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也就是说，全球化对传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虽有破坏，但市场的“创造性破坏”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它创造了许多不同类型、风格与媒介的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作品。

考恩运用“贸易利得”（Gain from trade）模型——它所关注的是在自愿贸易的情况下，社会通过贸易所增加的福利总额——来解释文化交流。按照这种模型，当文化交流被承认是一种自愿贸易，而非强加于人的文化侵略时，其利与害，得根据贸易双方的得失来谈。通过对法国饮食、波斯地毯、拉丁美洲音乐以及好莱坞电影等大量文化现象和文化事实的经济学分析，考恩发现，贸易能够使双方物质生活改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拥有更多选择。

《创造性破坏》的基调，是给全球化作辩护。考恩反复论证的就是，全球化不单没有抹杀、反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这显然与前述左翼理论家的观点大相径庭。

考恩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多样性”这一关键性概念。在他看来，左翼理论家往往着眼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化，是集体主义的视角；而他自己的观点则是从文化消费者个体的需求和选择出发，是个人主义的视角。换言之，左翼理论家所关注的是“社会间的多样性”，而他自己所关注的却是“社会内的多样性”，是“这个社会选择菜单的丰富程度”，也就是社会内部个体成员所拥有的选择的可能性。这样，考恩就把我们实际能够享受到多少种多样性的好处与世界上存在着多少种多样性区分开来。他试图证明，只有当全球化使国家、社会之间形成相当规模的同质化，作为消费者的个体才可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实现真正的消费的个性化和多样性。只有这种基于个体的差异化才是多样化的本质，而集体主义视角下的所谓国与国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化仅仅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性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故宫里的星巴克难道不是为我们增加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吗？

文化完整性：一个自我封闭的虚妄概念

星巴克走了，问题却并没有结束：星巴克走后怎么办？

假如说星巴克咖啡有损于“我们文化的完整性”，那么“故宫牌咖啡”就有助于保护？依此类推，故宫所要清理的恐怕就不仅仅是星巴克咖啡，而是所有的咖啡了；甚至也不是咖啡，而是所有的舶来品了，包括钟表馆中洋人送给皇帝的那些洋玩意儿，还有故宫中的动力和照明系统。然而，这样的驱逐何时是一个尽头？

假如去年的某个时候，星巴克被老北京大碗茶收购了，那么，故宫中的星巴克到底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我们文化的完整性”呢？这一场“驱逐”的大戏还会不会上演呢？

那么，什么是“文化的完整性”？个人看来，这里所说的文化的完整性无非就是文化的纯粹性、文化的自我封闭性。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不仅过去是纯粹的，现在和将来也应该是纯粹的。

然而，作为一个民族全部物质创造和精神生活的总和，文化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静止的东西，它永远都处于生生不息的创造与变化当中，永远都处于同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当中。文化的完整性和纯粹性不仅是一个无视变化和交融的美妙神话，更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虚妄的概念。所有成功的文化都带有交融、综合的特点，只有不断与外界保持吸收、交流的状态，文化才能持久更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恩鼓励人们以一种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化。考恩指出，“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常态。作为一种充满活力但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制度构架，全球化为多种艺术观念并存提供了动力，催生了大量令人满意的现代作品，创造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文化繁荣的时代”。

当然，我们也必须同时认识到，在国际文化交流极度失衡的背景中，在全球化假借商业化的逻辑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传统文化和在商业逻辑中相对弱势的文化可能需要更多的调整和转化。但是这种调整和转化，又绝不是单纯的自我封闭和被动逃避。

市场经济导致文化衰退？

考恩关于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创造性破坏”的看法，是和他对市场经济与文化创造性关系的观点一脉相承的。在《商业文化礼赞》一书中，通过考察西方文化在过去500年尤其是在最近200年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考恩对所谓的“文化悲观论”进行了反驳和批判。这种“文化悲观论”认为，市场经济促使文化堕落，现代文化常常比不上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如古典时期、启蒙运动、19世纪，甚至不及20世纪初叶。著名诗人艾略特就是这种悲观论的典型代表，他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文化标准比50年之前的还要低；这种衰退的迹象如今见于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之中。”悲观论的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柏拉图、奥古斯丁开始，中经叔本华、尼采、法兰克福学派，直到今天的各式各样的“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们。

泰勒·考恩将“市场经济”定义为“更广义的资源交换的交易体系”。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充满活力但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制度框架，这不仅是因为财富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提升人们的追求目标，提高人们对艺术的兴趣；而且，市场经济促进了艺术家的独立性，使其能够从文化消费者的直接需求中解放出来。“健康的、处于发展之中的经济支持文化创造型的社会机制，支持多种艺术观念的同时并存，使新的、令人满意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一句话，市场经济的商业逻辑，在构建文化同质性的同时，也在同时构建着文化的创造性、异质性和多样性。

我们不必完全认同考恩的观点。市场经济未必就会给艺术家提供创作动力，但是，考恩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无裨益的启示。

事实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文化堕落，这既不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唯一的结果，也未必是必然的结果。市场经济和传统文化、全球化和多样性即使不能成为真正的盟友，它们也未必就一定成为真正的敌人。而这，也许才是我们在面临包括星巴克在内的种种冲击时所应该采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