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飞”的飞行员错在哪里？很明显，他们在讨要自己的权益时，不该让社会付出公共安全的成本。但面对着强大的资本，他们又实在是无能为力。纵观“罢飞”事件，根源其实很明了：民航的垄断已经在破冰了，民营航空公司在进入航空领域后，在市场上必然要求飞行员的自由流动。可是国有航空公司依然以垄断的人才观束缚自己的飞行员，要求他们只为自己服务。在这里，航空公司和飞行员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基于权利对等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权利主体的不平等，决定了劳资博弈中对话机制的不平衡。这一点在4月1日实施的《民航华东地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办法》中就可窥见一斑。《办法》不仅对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年流动率作出明确规定，更提及飞行员跳槽时，“转会金”高达70万元至210万元。以一个僵死的年流动率来限制飞行员的跳槽，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用人思维，同时也是对劳资谈判的一种蔑视。因为《办法》的出台根本就没有集体协商的过程。

    飞行员是稀缺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么是什么逼得这些精英们要通过“罢飞”的极端方式来表达对资方的不满呢？毫无疑问，是长期以来劳资谈判机制的主体缺失和权利失衡。NBA中的球星，也是精英，他们也曾经闹过“罢赛”的丑闻。但是最终依靠一个强有力的球员工会，凭借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谈判机制，很好地解决了劳资的纠纷。

    对东航的飞行员“罢飞”事件，我们在表达对飞行员的道德反感之时，是否也可以站在劳资和谐的立场上，对资本的霸道给予应有的谴责呢？